健吾專欄:老竇教我的事不多,只是叫我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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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竇
在健身房遇上一個在香港工作十年的日本先生。 
他身高六呎二,兩鬢已灰,但做那些crossfit的運動時,還是好氣好力。跟他聊過幾次天,他不知道我是電台節目主持或是文字工作者,我只跟他說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。他知道我教的是「日本文化與社會」的課程,就跟我說:「我也很想去上一上課呢,我很想知道外國人如何理解日本人。日本人大多都只看自己,不看外面的世界。」 

說着說着,他說他把孩子帶到棒球的練習場

說着說着,他說他把孩子帶到棒球的練習場,自己再來練習:「你自己不努力練一練,怎麼叫孩子練呢 ? 」 我笑說 :「 在日本社會,不是說爸爸都不會照顧孩子的嗎?現在你都要帶孩子了 。 」 日本先生就對我說 :「 你要跟 學生說,日本人都有轉變了。我們都會帶孩子的了。日本的パパ(爸爸)不同了。」 

身處外國的日本人,跟我們在日本遇上的日本人很不同。

他們會說英語,他們不介意跟外國人打交道,他們接受很多日本人認為是「不正常」的文化。直至今天,我有好些嫁到日本的同學,都是集中火力帶孩子的。即使她們的學歷已達到博士級。讀了這些年的書,最後回到家庭,專心相夫教子,是不是很浪費?對香港人而言,可能是。但在日本的文化中,孩子就 需要有一個家庭,父親在外工作,母親在家打點。孩子的便當不是由母親親手處理,會是「可憐」的小孩。至於父親的責任,現在也許都多了。如孩子的運動會、入學禮、畢業禮,他們都需要出席。這和昭和父親不同的。 

你小時候,見父親多,還是見母親多?

你小時候,見父親多,還是見母親多?我的學生,有些90後出生,今年18、19歲的,都跟我說他們見工人姐姐多。雙職父母在香港特別普通,香港的小孩跟父母的記憶,是很薄弱的。我記得,小時候老竇在家做縫紉工件的工作,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黏着老竇的。但後來因為製衣業北移,老竇轉型不了,在旺角做的山寨廠房又回不了甚麼本,結果就轉職成為油站工人。 

幸好我入小學的時候不需要面試。要不然,如果我的班主任問我,我老竇做甚麼,我誠實正直地回答:「油站工人。」大抵我應該進不了我讀的那所小學。 

老竇不是很賺錢的人,直至懂事之後,我才知道。

老竇不是很賺錢的人,直至懂事之後,我才知道。他更加不會安排甚麼運動項目給我,於是青春期發胖的我,現在要減肥,一星期就得做四次 crossfit的運動。在父母的視野之中,他只會對我說,要努力讀書,要入到大學。而對他們而言,我在學業上,應該超額完成了。 他們看了我兩次大學畢業禮,有一次還是在日本看的。但在人生別的成績單上,他到離開這世界之前,都看不到那個人的模樣,嘗不到那口茶的味道。 

看着日本先生,我想起我的老竇。

看着日本先生,我想起我的老竇。他不是爸爸,而是老竇。我老竇,是老竇的模樣,老竇的態度,老竇的語氣。不算嚴厲,有點調皮。他教我的事不多,只是叫我努力,努力一點改變現在的生活。我一直都很聽話。但有些事情,我實在努力,也做不到甚麼。 2015年2月他走了,2018年6月,他才找到骨灰龕。 

老竇,我還是會努力的,雖然你不一定看見。